核心提示：似乎每到水灾，人类才会认真思考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防洪与疏导、救灾与预防之间的关系。
今年在长江流域的暴雨便形成了另一场这样“引人思考”的洪水。许多人将之与年的特大洪水相对比。然而，二者相距已有18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们却仍然在面对这样的洪水时显得束手无策。
尤其是，这是一场早有预测的洪水。
人类固然难以控制极端气候条件带来的所有灾害。然而，面对一场提前预知的洪水“束手无策”，更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城市防洪规划、水域周边快速城镇化对自然蓄洪能力的侵蚀以及忽视中小河流防洪治理等多个薄弱环节。
刘祖林没有想到水真的会从河里冲下来。
他所在的村子叫倪村，位于烔河和炀河呈“人字形”交汇进入巢湖的地方，这个四五百人的小村庄隶属于安徽省巢湖市。刘祖林家的大门正对着炀河，距离也不过四五米远。
年7月3日，炀河的大水从刘祖林的家门口淹下来，直到把整个村庄变成一片汪洋。“你就看着水冲着脸刷刷地淌过来。”刘祖林用手比划着，情绪有些激动地描述当时的情景。当时，他只来得及将两个孙子抱出了村口。然后，又回去，将一床被子放在脑袋上顶了出来。
村子被淹后，大部分村民投奔了亲戚。刘祖林没地方去，被安置在放了暑假的烔炀镇中心小学。七八个家庭以床为单位分隔开，住在一间教室里，也算安顿了下来。学校距离村子有20分钟的路程。刘祖林每天都会回村子里看一看。
村口的水已经到了成年人脖子的位置，越往村内水越深。倪村的大门口系着两三只“木盆船”，这是当地居民曾经打鱼用的家伙。刘祖林每天都要站在这个盆里撑着一根竹竿出入村庄。他家的房子只有一层，水已经淹到了大半个窗户，有两米多深。院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他只能靠记忆判断大体的位置。
超出预测
53岁的刘祖林是见过大水的人。他所在的烔炀镇，一直都是个水患频发的地方。“烔炀镇”原本名为“桐杨”，因为水患太多，当地人欲以火来克水，就将俩字的偏旁都换成了“火”。上一次的大水还是在年，雨下了二十多天。当时，刘祖林也是看着水漫进了自家院子，将倪村整个吞噬。“两米左右的水位，两个月水才下去。”谈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
从6月18日开始，安徽进入梅雨季，开始下雨的时候，刘祖林和村里的人都觉得“水不会大过年，至多没过村口的桥30厘米左右”。
大雨是从6月30日开始下的，“房顶乒乒乓乓响了一个晚上”。刘祖林早上起来站在家门口，望着外面的炀河，发现“河面噌噌地往上涨”。7月2日，他家里开始进水，他把一些零碎的不能泡水的物品放在凳子上。村里要求撤离的命令也随之下来，看着村干部挨家挨户地劝村里子的人转移，他依然觉得有点“小题大做”。
然而7月3日醒来，他发现，河水一夜之间暴涨了几十厘米，家里的水瞬间没过了腰。刘祖林这才意识到“不好了”——“水和年不一样，不是慢慢往上涨的。”刘祖林慌了手脚，“没有办法，屋里的东西搞不出来就算了。”
安徽省气象局7月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安徽多地遭特大暴雨袭击并暴发洪水，暴雨红色预警随之发布。这场大雨集中在长江中下游流域，波及浙江、贵州、湖南、湖北、江苏以及安徽多个省份。
“从6月30日开始的5天内，安徽所在的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达到了北京市全年的水准。”安徽省水利厅防汛调度处副处长蔡中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年，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督查专员张家团表示，“根据掌握的情况，全国座城市中有多座城市的防洪标准不达标，其中70%以上城市排涝能力水平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90%的老城区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的下限。”
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
7月8日下午6时左右，武警水电80位官兵到达抢险现场，跟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以挖掘机、推土机和自卸车等为主的18台重型装备。根据研究方案：大坝已经疲软，不可能上任何大型机械，从坝堤上抢险变得不可能，唯一的办法是从背水坡进行加固，做一条50米长的平台，稳固堤坝，阻止崩塌。然而，40亩水塘使得接近背水坡变得艰难起来，通往堤坝的只有一条不到一米宽的小道。换句话说，必须要填水塘修出一条允许重型机械通过的大路。
运载石料的大车来来往往，将大石头倒在路边，挖土车随后将石头推进水塘，每个小时大概有吨石料倒进水塘里。与此同时，大堤还在以每小时20公分的速度塌陷。能否在台风之前将大堤滑坡处置好，没有人敢打保票。恐慌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在人群中蔓延，“这是在与台风赛跑。”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夏群山握着对讲机，面对施工现场，看着运输车来来往往，从下午6点站到了半夜12点，连喝口水都顾不上。过了凌晨1点，他才找了捆矿泉水坐在了上面，有人递给他食物，他都拒绝了。“明天台风就要来了，对于巢湖大堤是考验的关键。龙王爷不好斗啊，真的不好斗！”他就是巢湖人，已经对抗洪抢险习惯了的他，这次依然没有把握。
年，这块裂缝区域北面直对的贾塘圩就没有保住。“最后就是让水漫进来，保不住了”。年洪水过后，巢湖的水面面积增加了50%以上，增加的面积就是破圩面积，贾塘圩就是其中一个圩区。
不过，那个时候贾塘圩基本还是农田，居住人口也不密集，巢湖的城市建设还集中在环城路以内。而如今，随着巢湖城市的扩建，贾塘圩已经发展成为商业热点区域。巢湖市区和大水之间距离咫尺。
巢湖市的发展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的显现。年大水后，为解决巢湖市防洪问题，城区周边圩口被联成城郊联圩。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加快，周边圩口陆续被开发成经济开发区、商住区。
年，巢湖市内常住人口17.5万，建成区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年巢湖市城市规划规定，市区用地发展方向确定为适当向北，重点向东、向西、西南以及东郊的半汤方向发展，逐步建成半汤新区与贾塘圩西区两个次中心，形成完善的城市功能和集中紧凑的布局结构。截至年末，巢湖市户籍人口为88.04万人，面积达到44.2平方公里。
与巢湖市区同时扩建的，还有巢湖周边的其他城市。巢湖市区随着人口扩大，城区沿巢湖岸线不断延伸；庐江县也在年编制了建立滨湖新城的规划；合肥年也在加快出台环巢湖国家旅游休闲区总体规划……
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防洪问题面临新的挑战。新兴城镇在平原低洼地区林立，这种状况不仅增大了城市的洪水风险，而且加剧破坏了本已脆弱的城市水系生态平衡。长期以来，由于城市防洪规划滞后于城建规划，往往城市规划已经定案或已在实施，才发现城市处于严重的洪水风险中。
江西省上饶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的姚剑曾经针对类似的状况进行讨论，在一篇名为《城市发展与防洪规划》的论文中，他指出，近年来，城市化建设对土地开发需求不断增加，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越快，致使城市的防洪问题越突出。城市建设对土地平整性、交通便利性、区位优势等方面的要求，使得可供城市发展的用地更趋紧张；而洪水的涨退、丰枯规律要求为洪水留出足够的调蓄、宣泄空间。这就带来了城市防洪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土地之争：老城区原有水面被蚕食，新城区偏爱向景观优美的滨水地带发展。
年台风“罗莎”过境期间，杭州主城区最大日雨量.3毫米，创下了杭州市区的最大日降水量。杭州主城区尤其是城西严重积水处，城西主要交通干道几乎全部瘫痪。造成城区受淹的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造成天然蓄滞洪能力减弱。年，杭州主城区面积在近20年内已扩大了4倍多，导致大量渗水率高的软地基被硬质地面所替代，大部分雨水转换为地表泾流，在同等降雨强度下，地表泾流量成倍增加。此外，大量河道、池塘、洼地、水田等被改造成房地产开发区，大大减少了蓄滞水量。
中小河流难题
直到7月9日早上5点左右，滑坡堤坝的险情才算控制住。夏群山这才说了一句，“当时压力很大。”他的压力不仅来自堤坝的滑坡，还有巢湖市内支流河流不断出现的险情。
“河流治理在规划的标准上往往有些问题，河流的标准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但是水情和雨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者已经不相匹配。”夏群山举了一个例子，“过去生活水平低，高血脂的诊断标准也低；现在条件好了，判断的标准也相对提高了，标准应该跟着条件发生变化。”
事实上，如果通往巢湖的中小河流水位继续上涨，险情将不断发生、发展，巢湖防汛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中小河流防洪设施少、标准低的现实在大水之下暴露无遗。从暴雨开始，安徽省内31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其中有13条超历史最高水位，16条超保证水位。“我们抗洪的重点不在长江干流，而是在各个支流，中小河流险情多，抗洪压力大。”
年，安徽省印发了《安徽省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显示，省大部分中小河流沿边的县城、重要集镇和粮食生产基地的防洪设施现状、防洪能力普遍不足10年一遇。中小河流现有的堤防工程大多堤顶高程达不到设计标准，堤身单薄、填筑质量差，发生洪水时极易发生堤基、堤身的渗透破坏。
在大水未到来之前，蔡中正就曾对安徽的状况进行描述分析说，安徽省中小河流病险水库防洪隐患多，长江流域大部分中小河流未进行系统治理，堤身单薄，“我省有多座小（二）型水库，其中有多座尚未实施除险加固建设，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影响度汛安全。”
“现在，国家对长江大河的治理，已经投入很多，但是中小河流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地方自己在搞。”一位业内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程晓陶曾算过一笔账，中国平均平方公里有5万条河流，就算一年能治理条，也需年才实现一次“轮回”。即使一条河流投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一条河流，小的要几十公里，大的几百公里，一公里造价恐怕将近在一千多万。”安徽省水利厅一名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程晓陶看来，中小河流整治必须要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工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
住在学校里，刘祖林每天都要回家一趟。他也不做别的，就是扒着窗户往房间里看一看，巢湖里的蓝藻已经堆满了他的房间，盆盆罐罐都漂在水中。家里唯一还算安全的是电视机。临出门前，他将两张桌子摞起来，又放上了一只小板凳，电视机就孤零零地放在最上面。看到它，刘祖林会想起平日家里吵吵嚷嚷的声音，而如今，这个最值钱的家当只是默默地与他“对视”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王珊）
编辑：皖江热线君综合新华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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