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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纪事（十六）
文
沈世豪艾真
＞＞＞君子之交
汪家健是政治处的干部。他是江苏如皋人，抗战时期入伍的老同志，曾参加山东兖州战斗，山东莱芜战斗，参加孟民山崮战斗，河北唐山战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多次战役，打仗勇敢，得过很多的勋章奖章，战功累累，但毫无架子。他长得廋高个儿，平时遇到我，总是十分客气地主动打招呼，我们之间，堪称是典型的君子之交。
在西河学校任教几年以后，终于盼来办理转正手续的机会。是转为干部系列编制，还是定为教师系列编制？当时，我曾要求转为干部系列编制，因为，当时教师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我找到负责办理此事的他，他当然理解我的处境和意思。过了几天，他找到我，拿出一张转正定级表，我仔细一看，在编制一栏，原来填的是干部，但后来用橡皮擦擦掉了，因为要擦掉痕迹，结果把纸都快擦破了。他是恪守纪律的，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告诉我，没有通过，只好转为教师系列。言语之间，我已经感觉到他作为一个干事的无能为力。对此，我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便说道，既然如此，就定为教师吧。后来，我才清楚，是一位姓赵的副监狱长极力反对。我和此人素来没有交往，到现在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地方曾经得罪了他。后来，此人调到景德镇的一个采瓷土矿的劳改单位，我就没有见过他了。或许，在这位副监狱长的心目中，我是没有资格当干部的；或者，是当时曾任监狱政委的曹克同志对我比较好，这位副监狱长和曹政委有很深的成见，因此迁怒于我吧！监狱是个小社会，其人事关系之复杂和微妙，和其他单位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汪家健后来调到一大队任大队长。每一次遇到他，他依然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人们都说他脾气不大好，但对我始终相敬如宾。我也很尊重他。他的女儿在我任教的学校读书，学习很认真，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他的妻子在机关打字。有一回，我奉命带学生下乡学农，在离西河十多公里的新建县乐化公社的红桥大队的两个村子。我们都住在农民家里。那里的农民对我们很不错。因为，当时强调“三共同”，即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村生活虽然艰苦，但学生表现得很好。没有一个叫苦的。偶尔回到西河，皆是我带着他们翻山越岭走小路回家。因此，我很受感动。回校以后，我布置下乡的同学，每人写了一篇作文，我精心一一作修改，编成一本小册子。当时，请汪家健的爱人打字，她不辞辛苦，欣然答应。这本足有数万字的小册子，生动地记载了学生们这次下乡的经历和收获，我为此写了序附在前面。很可惜，因为多次搬家，我已经丢失了这本小册子，也不知我的学生们保留了没有。
西河的干部全部集中住在家属区。各家的消息，传播很快。有一天，我看到不少人往汪家健的家里走，一询问，才知道实情：医院检查，他的肺里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肿块。负责检查的医生姓陈，外号叫“大炮”，就住在我家楼上。他是开X光机的专职医生，据他判断，很可能是癌。汪家健喜欢抽烟，有这种可能。医院检查，认为不大像癌症。“大炮”是个急性子，说道，这个抗战时期的老干部，如果误诊，你们承担得起责任吗？最后，监狱领导决定送汪家健到上海作进一步检查。消息传开，人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因此，纷纷前去探望。
闻讯我曾经去看他，他很镇定，若无其事。我知道，他是从战火中走过来的人，看惯了死亡，并不怕死。有一回，他曾经给我讲述过在 中的一次惊险经历：当时，美军的炮火很凶猛，而且打得很准，汪家健和战友们正坚守在最前沿的阵地上，一发炮弹就在他的附近爆炸，噹地一声响，他只觉得浑身一震，凶恶的弹片正好打在他背的水壶上，把水壶炸得破烂不堪了。他庆幸躲过一劫，水壶已经完全没有用了，只好恋恋不舍地丢了。我听了以后，曾经惋惜地说，“要把这个救你一命的水壶带回来就好了，至少可以做个纪念品。”他憨厚地笑了，说道，“当时只想到打仗，没有想到这么多。”
对于这次体检的结果，他开始没有在意，后来，去看他的人越来越多，连劳改局的领导都跑来了。有位领导不小心说漏了嘴，心疼地说：“你怎么会得这种病呢？”他才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当时，人们对癌症是很恐惧的，误认为癌症就是死亡，因此，看望成为生离死别，气氛有点凄凉，弄得原来镇定的汪家健心里也有点发慌起来。他赴上海看病离开时，人们都去送行。他非常喜欢女儿，说道，“我女儿怎么没有来送我呢？”其实，他的女儿就站在他跟前，听到爸爸这句话，眼泪立即流了出来，说道：“爸爸，我就在你面前呀！”他拍拍女儿的肩膀，毅然登车而去。
结果，这是一场虚惊。上海的医生进行认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仅是一点炎症而已，吃了几片消炎片，就痊愈了。他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消息传开，人们都为高兴和庆幸。我遇到他，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他的话语全在他的眼神和笑容中了。
他在朝鲜作战的日子是异常艰苦的。正值严冬，天气冷到零下十几二十度， 将士穿的鞋和脚居然完全冻在了一起，要在火堆旁稍微烤一烤，慢慢地敲开，结果，他十个脚指甲冻坏了九个，只有一个脚趾甲是相对比较完整的。此外，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交通线经常断绝，物资供应不上，开始，每个战士一餐只能分到一个土豆，后来，连一餐一个土豆也无法保证了。但指战员们始终坚守着阵地，一次次完成了战斗任务。年，老干部体检时，医生问他是否打过仗，他说打过，医生告诉他，他身上有一片弹片，经过回忆那弹片就是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国人的飞机轰炸时打的。因为那时朝鲜战场上冰天雪地，天气寒冷，弹片打进去时，居然一点感觉都没有，人都是麻木的，这块弹片一直没有取出来，始终留在他的身上。
对这段足以引以为豪的抗美援朝以及抗战、解放战争等光荣经历，他像监狱中的许多朴实老同志一样，平时是很少会提及的。他走了，把他穿越战争烽火的壮丽激越人生的详细情况，也永远带走了，甚是让人感到惋惜。
对于他参加共产党队伍的情况，他生前，曾经告诉他的女儿一段故事：那是年初，他才14岁，他的一个叔叔带他去打日本鬼子。初上战场，他虽是年少，却依然有点紧张。战场上，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也有国民党的队伍，还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队伍。战斗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国民党军队无故打死了一个路过的人，居然诬陷说汪家健打死的。他紧张极了，也不知如何申辩，结果是共产党的队伍为他作证，人不是他打的，替他解了围。从这件事中，他认识了共产党，坚决跟共产党的队伍走了，走上了参加革命的道路。
他出身贫苦农家，原来没有机会读书，入伍以后，利用作战、行军间歇或在宿营地休息的时候，坚持学习文化知识，没有条件，只能拿个树枝在黄沙地里练习练习写简单的字。空余时间，他还帮助医护人员给伤员换纱布，了解最基本的小常识。长期以来，他的好学，求上进，不怕死、不怕累，甘于奉献，助人为乐的精神深得人们的赞赏。
我离开西河以后，就没有见到过他。他走了多年了，人们常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还是经常会想起他。如水情谊，同样耐人回味不绝。
＞＞＞书生张鑑
监狱的干部中并不乏书生，张鑑就是。然而，他并不是那种文质彬彬弱不禁风型的，他长得魁梧，而且偏胖，外号叫做“张胖子”。当时虽然没有如今时尚的减肥之风，但他还是很喜欢打球。在我的印象中，每天下班以后，只要天气好，他就踏着夕阳，拖着长长的身影，手上拿着篮球，往球场走去。有时，球场上没有其他人，他就一个投投篮，自得其乐。张鑑还有一个特点，爱喝茶，经常看见他提着一个茶色玻璃大茶杯，茶杯外面缠着漂亮的塑料丝，往办公大楼走去，显然，那是去开会或者是去汇报工作。
张鑑的女儿张晓鸣是我的得意学生，文章写得不错。下乡也跟着我，很能吃苦。她乐予助人，我家有事须要人帮忙，我第一个想起她。年2月，我的女儿出生，那时正是严冬，监狱里没有肉铺，只有离监狱近十里的双岗有肉铺。那时节，肉是要用票的，每人每月只有一斤，我爱人坐月子，买肉的苦力活，就是张晓鸣干的。迎着凛冽的寒风，往返近20里，实在是辛苦她了。对于这样的事情，作为家长，他并无半点怨言。
从照片看，张鑑年轻时并不胖，是个很帅的小伙子。他又名张远忠，系江苏省泗阳县王集镇张王村（现改为曙光村）人，生于年农历5月。早年因受私塾先生徐国诚（原张王村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解放后在上海某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进步思想影响，从小树立了投身革命的理想。在他少年时期就参加泗阳县王集区的民兵自卫队，跟随长兄张远志、堂兄张远发（两人均是年参加革命，时任泗阳县大队所属支队连长职务）参加了年10月中下旬由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指挥下的泗阳县三庄乡毕滩村境内的“程道口战役”。“程道口战役”是我军苏北根据地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坚战，参战部队有山东教导五旅一个团，三师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师四旅十团，四师骑兵团，以及其他地方武装。此次战役共毙、伤、俘国民党军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12挺、步枪余支、手枪23支、战马60余匹。新四军亡连排干部11人、士兵63人，伤营连排干部43人、士兵人。程道口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韩德勤部想依托淮泗、淮海、运河两岸作为进攻我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企图，打击了国民党在淮海、苏北地区的嚣张气焰，使新四军军威大振，争取了反顽斗争的主动权。同时进一步巩固了淮海、淮北两大抗日根据地和泗阳地区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大大提高了我新四军和地方武装的战斗力。
监狱干部中，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至少可以编程一个排，能够像他那样，清晰地记得每次战斗的详细的情况，却是不多。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张鑑从小秉性耿直，嫉恶如仇。自他参加民兵后与堂第张远鸿、发小陈理清三人天不怕、地不怕，敢闯敢干，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被当地群众送了个绰号叫“三大员”。被崇高革命理想鼓舞的他，在对敌斗争中，谱写了不少动人的故事：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他们三人奉张王村村长张润山之命到王集区政府汇报工作来到王集街上，正巧碰上王集赶集的日子，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时，他们看到曾投靠日军的汉奸胡昌光带了两个伪军从日本鬼子的据点出来以“测字、算卦”作掩护收集我军情报并造谣煽动，蛊惑人心。于是他们三人商量决定除掉这个汉奸。他们假装成要测字、算卦的样子来到胡昌光面前，说时迟那时快，张鑑拔出手枪对着胡昌光大喊一声“你个汉奸”，只听“啪”的一声枪响，胡昌光被击毙应声倒下，吓的那两个随同前来的伪军撒腿就跑。这时，张远鸿、陈理清也同时举枪将两伪军击毙。听见枪声，赶集的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乱作一团，四处逃奔。张鑑他们三人随即大声呼喊：“乡亲们，大家不要怕，不要乱跑，我们刚刚打死的是汉奸”。人们听到呼喊声才慢慢停了下来，其中有赶集的人认出了他们，便对周围的人大声喊到：“他们是张王村的“三大员”，汉奸是被他们打死的”，这时赶集的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来敬佩的目光。
年11月，张鑑、张远鸿、陈理清作为张王村自卫队的民兵，参加了泗阳小朱圩、源盛庄反围剿战役。他们为了配合大部队作战，掩护群众转移，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被敌人围追堵截。他们在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的形势下，凭借对当地地形熟悉，利用坟头、壕沟、草垛、街巷等做掩护，同敌人周旋，打游击战、巷战进行殊死战斗，几乎到了弹尽粮绝，命悬一线之地。就在他们三人危难之际，我军的大部队赶到救援，才使他们三人幸免于难。在这两个战役中，我军共有七十二位烈士为国捐躯，张鑑也在激烈的战斗中负伤，不得不回家休养。在家养伤期间，他的母亲害怕儿子伤好后再去打仗，便将他的房间上锁不准他出来，每天由他的妹妹给他送饭吃。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张鑑的伤养好后，趁妹妹给他送饭时机偷偷拿了钥匙逃出家门，投奔部队。
他不愧是一心向往和忠诚于革命的热血青年。
年10月，张鑑正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并在同年入党，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年4月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江阴渡江南下到苏州，在苏南农村工作团工作。
年9月，张鑑因工作表现突出，加上国家急需培养人才，由组织推荐保送至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中文三甲班学习。在速中学习期间，他与同年被苏州蚕桑专科学校（该校由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先生创办，现改为苏州大学丝绸工学院）实验丝厂（后改为苏州第一丝绸厂）推荐保送到速成中学文三乙班读书的承美玲相识并相恋，年6月，他们两人结为伉俪。
年9月，张鑑速成中学毕业后，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毕业时学校名称改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系（四年制）学习他的爱人承美玲回到苏州第一丝绸厂工作。张鑑性格开朗，能力组织和活动力都很强，在大学读书四年间，一直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年曾作为上海青年联合会学生代表，同时任华东政法学院院长的雷经天一起在上海接受过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那个时代，能够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可是了不起的事情和恨高的荣誉。
由于他在大学期间学习刻苦认真，年7月以全科5分（满分，当时的分数统计方法）的优异成绩从华东政法学院毕业，作为当年大学毕业生领队分配到江西大学（现为江西南昌大学）法律系任助教。年6月组织上为照顾夫妻关系，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将他的爱人承美玲调入江西大学图书馆工作。
年初，在江西大学任了两年多助教的养父张鑑，感觉到自己是由调干生考上的华东政法学院读的书，文化底子不厚，学识不深，继续在江西大学任教怕影响学校教学，遂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调往江西省公安厅从事政法工作，也好发挥自己大学所学的专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大肆叫嚣反攻大陆，福建省海边形势吃紧。中央政府决定福建省部分监狱搬迁内陆省份江西省，江西省急需组建一批新的监狱。江西省政府于是将组建新监狱的工作交由江西省公安厅负责。公安厅又非常急需政法干部，张鑑调入公安厅后，即随李健（后担任江西省劳改局局长）一起赴江西鄱阳湖地区组建江西朱港农场。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江西朱港农场初见规模。张鑑调回江西省安厅所属的江西省劳改局机关工作，妻子承美玲也于年底调入江西开关厂（江西省劳改局下属的监狱单位）财务科担任出纳工作。
年，张鑑携妻子承美玲因工作需要，一同调入江西西河砖瓦厂（即江西省第四监狱，也是于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由福建省搬迁过来组建的）工作。在江西省第四监狱工作二十多年，张鑑先后担任秘书科秘书；管教科、教育科科员；二大队七中队中队长；二大队副大队长，公安科科长等职。后负责组建西河砖瓦厂大集体（解决西河长期以来遗留的干部家属就业问题）。年3月因病提前离休回苏州定居（享受国家副处级政治待遇）。离休后在苏州市法学会从事律师工作，直至年3月21日在苏州病逝。
从他的经历看，他无愧是跟随共产党忠心耿耿干了一辈子的书生。人生没有如果，但可以设想，他如果坚持在江西大学继续工作下去，凭借他的学历和资历，完全可以成就一番更为辉煌的事业的。他总是感到自己的不足，总是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到最基层的部门和单位无私滴奉献自己，这就是那一代被共产主义思想和信仰照亮的书生珍贵的品德。虽然，我们不能以职务论高低、论人生，但从他的革命历程来说，他完全有资格和能力承担更为重要的担子的，尤其是解放以后，急需即有革命资历又有大学文凭的干部，然而，他始终坚守在基层的岗位上，默默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或许，这就是书生张鑑最值得人们怀念和尊敬的地方。
他的女儿张晓鸣这样评价他的父亲：父亲自从投身革命后，始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生对党忠贞不渝。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革命信仰从不动摇。他一生耿直清廉，刚正不阿；勤政为党工作，从不计教个人得失；他坚持原则，不畏权势；乐于奉献，不谋私利.。我就跟父母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未听过他对党、对国家发过一次牢骚。当社会上常出现一些党和政府的负面新闻时，他常常会说：“我相信党会解决的，政府会解决，不可能这些事情会长久下去”。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看会怎样怎样”。
他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吃苦耐劳，从不溜须拍马，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工作期间，他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工业学大庆标兵、江西省劳改局系统标兵和监狱工作的标兵、先进工作者等。他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我思想上、行为上严格要求，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好家长，好父亲！
张鑑并没有走远。只有一提起他，我就会想起他踏着夕阳走去的身影。
（作者单位：厦门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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