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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红四名将周维炯身后的“鬼妹”（一）
陈桂棣春桃
一、谁说女子不如男
被称作“鬼妹”的徐德英，小名英子。可以说，在当时的鄂豫皖苏维埃政府和大别山的红军队伍中，她都称得上是一个最漂亮的山妹子。
她出生在商城县的洪湾，那地方最初还属河南省，解放后才被划归了安徽省。她的父亲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大山坳里的农民，婚后十多年，一直没有孩子，直到母亲三十岁那年，才有了她。见生的是个女娃，父亲先就叹了口气，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娃娃，还是疼爱得不行。尽管日子过得很艰难，有时糠菜也要当粮吃，他们却一心要把英子按有钱人家的女娃儿那样，把她培育成一个不须在土里刨食的人。因此，英子三岁时母亲逼她包小脚，七岁就将她送到叔叔教书的一所私塾里去识文断字。穷人的孩子没法讲穿戴，但她却是天生一副花容月色，聪慧水灵，让谁看到都会眼睛一亮：面如银盘，眼含秋水，轮廓清晰的鼻子既挺且直，特别是她那凝脂般白皙的肌肤，很是让人怜爱。
那时，邻村一个叫金兴江的富裕人家的孩子，也在那里读书。金兴江的父母见到英子的第一眼，就动了心，托了媒人，找到英子的父母，要给孩子订“娃娃亲”。早盼着英子长大成凰的父母，嘴上虽说“孩子还小”，心里却乐开了花。水往低处流，人朝高处走嘛！女儿能够嫁入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一辈子雨不淋头，风不打脸，不愁吃，不愁穿，这是“攀了高枝”，于是约定：待英子私塾结业，金家就来迎亲。
“我不同意！”
这是徐德英第一次不容置疑地同母亲说话。
母亲伤心地哭了。说：“英子，你还小，什么都不懂，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
这年徐德英已经十二岁，在私塾里读了五年书，知道应该怎样去说服母亲。她说：“你们既然知道我还小，正在读书，就不该讲这些大人的事！”
母亲叹了口气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气高的孩子，可惜，你是个女孩子，要是个男孩子该多好，就可以出去干你想干的大事情。”
徐德英反驳说：“女孩子怎么啦？花木兰不照样替父从军么！”
母亲说：“好好好，娘说不过你，现在不跟你谈今后的事。”
这以后，母亲就不再谈她和金兴江的事，但徐德英却知道既然母亲把她和金兴江“娃娃亲”这事挑明了，显然是迟早回避不了的，一想到“长大”要同那个又高又瘦、毫无可爱之处的男孩子“厮守一辈子”，她就从心理到感情上都对金兴江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
这天，徐德英一边帮母亲干活，一边心平气和地说：“笔架山学校又要招生了，我想去试试，叔叔那里的私塾不想再去了。”
母亲不识字，但不识字的母亲也知道，那所洋学堂虽建在深山老林的一座古刹里，老师却来自全国各地，名声很大，从那儿出去的学生是可以直考山外所有大学的。笔架山学校地属商城县，商城县的历届县长上任都要到那儿朝拜，鄂豫皖三省边区各县的人家无不把自己的孩子能在那读书引为骄傲。
“怎么，”母亲停下手里活，有些惊诧地问：“你想到那里上学？”
“想。”
母亲头也不再抬地说：“我不同意！”
“为啥？”其实徐德英并不意外。
母亲生气地说道：“我晓得你心里是咋想的。翅膀硬了不是，就一点听不进大人的劝告了？”
母亲知道英子硬要离开叔叔的私塾学校，去很远的笔架山读书，就是不愿再和金兴江接触，逃避这桩由双方父母做主的“娃娃亲”。
但是徐德英决心已下，对母亲说：“你若真不答应，女儿只有一条路。”
母亲见英子面色发暗，口气不一般，忙问：“啥路？”
徐德英说得斩钉截铁：“不跳塘，就投井！”
母亲被吓住了。她怕英子真的会这么做，不得不松了口：“你想去，就由你去试试。”
母亲所以这么快就松口，是因为她压根不相信女儿能考上那样的学校。早听说，那学校招的都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她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娃娃，也想去试，还不是白跑一趟。等到她白跑一趟回来，就会死了这条心。
不过，金兴江的父母却看得很清楚。他们的金兴江是考不上那所学校的，而徐德英不仅人长得出众，书也读得比儿子好，考上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他们就担心这只金凤凰要远走高飞了，远走高飞的英子就与自己的儿子毫无关系了。于是，二人慌忙跑到金家寨的街上，扯了几件衣料，又买了些生活必需品，送到徐家。
徐德英父母见了，很是感动。他们没有想到，这桩本不是“门当户对”的姻缘，金家会看得这么重，就很是为生了这个惹人喜爱的女儿感到欣慰，大包大揽地说：“放心吧，亲家，英子不管走到哪都是你们金家的媳妇。她一定要去笔架山报考，去也是白去，回来后我们就把她送到你们家里去！”
金兴江父母得了这样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再说别的，放心地回去了。
徐德英发现了金家送来的东西，大为恼火，对父母不依不饶了。她把衣料和日用品狠狠地摔到地上，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决定我的终身大事？明知我不喜欢他，非要把我嫁给他！”
母亲平日对宝贝女儿百依百顺，就认为这是惯坏了女儿，见她如此拒绝这门亲事，便沉下了脸，开导道：“英子，别看你读了不少书，人情世故上你还一点不懂，不说金家日子殷实，那孩子也有模有样，不呆不傻，又本分，他哪一点配不上你？你能嫁到这样的人家，已经是你的福分！”
徐德英见母亲这样说，又气又急，哭了起来：“反正我看不上他。你们再这样逼我，我就不回这个家了！”
母亲怔怔地望着徐德英，也伤心地哭起来。父亲却被徐德英的话激怒了，他指着徐德英，大声骂道：“混帐的东西！一点不听大人劝，除非你不认你的爹娘老子了！”
徐德英一赌气，提前去了笔架山学校。她走得很匆忙，许多东西都没带，却带走了那时山里女孩子难得一见的一面小圆镜。这小圆镜是金兴江的父母从金家寨街上为她买来的，是和其他的礼品一道送过来的。她厌恶那一大堆的礼品，知道那不仅仅是一堆礼品，更是一根根绳索，收下了，就会把她同金兴江牢牢捆绑在一起了。但是，她太喜欢其中的这面小圆镜了。是这面小圆镜让她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漂亮的面容，才知道自己在叔叔私塾学校，为什么招人喜爱，以至不少男同学常回头盯着她看。她太想占有这面小圆镜了。当初她还很犹豫，几次偷偷地拿起又放下，放下又舍不得。最后，她终于抵挡不了这面小圆镜的诱惑，做贼似地，背着父母，揣进了口袋，带到了笔架山。
一九二六年七月，徐德英以其扎实的古文基础、奔放的思絮以及她那娟秀的文笔，交上了一份同她一样漂亮的试卷，被笔架山学校录取。
进了笔架山学校，徐德英很快就发现，学校虽藏之于深山，却对山外革命的风云变幻十分敏感。五四运动以来，很多进步教师来此讲学，同学之间不仅成立有“青年读书会”，《新青年》和《响导》等一些宣扬革命的书籍和杂志，也在这儿公开流传，同时还建有“演剧社”。“演剧社”是由一个叫周维炯的学生创办的。他们就曾经把自编自演的一个独幕话剧，带到双河山的庙会上去演出。那是一出悲剧，说一个地主借着逼债，要强占贫苦人家的姑娘做他的“填房”，姑娘誓死不从，跳塘时被地主家的长工救了起来，后来，姑娘就同这个长工相爱，二人却在私奔时被地主抓回，感到了绝望的姑娘最后悬梁自尽。当台上演到姑娘悬梁自尽时，台下竟是一片哀叹和哭泣声。就在大家悲愤之时，周维炯往起一站，喊起了口号：“废除封建礼教！”“铲除剥削制度！”口号声响彻在群山之间。据说一个姓冯的狗腿子当场闹事，说这戏“助长邪恶”、“有伤风化”。周维炯痛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叫你的姑娘给人家当童养媳，你愿不愿意？你家姑娘为争自由跳塘、上吊，你心疼不心疼？”遭到痛斥的狗腿子灰头土脸。
徐德英听说了这些故事，觉得十分新奇，心灵也受到了震动。遗憾的是，周维炯正是这年的七月毕业，她则刚刚入校，彼此之间“擦肩而过”了。
周维炯的这些故事，别人听了也就听了，徐德英不一样，她不能不联想到金兴江。特别是当她知道，周维炯也只比金兴江大一岁，就已经活得如此轰轰烈烈，做出了这许多令人钦慕的事情，她想，男子汉大丈夫，本就该这样活得有个性，有尊严，敢爱敢恨，可金兴江呢，看上去就是个胸无大志之人，循规蹈矩，萎萎缩缩，相形之下，她更有理由鄙视金兴江了。
但让她吃惊的是，金兴江居然跑到笔架山来看她。一次，两次，她都躲开了，躲开了他也不生气，依然来看她。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当着同学的面，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自己心仪的偶像，这就是周维炯！
崇拜上了周维炯的徐德英，想方设法了解周维炯的去向，听说他去了武汉，在一所军事学校学习，她竟萌生了要去武汉见他的念头。
一九九一年五月八日，陈桂棣第一次去采访徐德英时，当时她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了，却依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蒋光慈的《我应当去》的一首诗：
什么个人的毁誉！让它去！
重要的不在这里！
但愿在祖国的自由史上，
我也曾溅了心血的痕迹。
徐德英考入笔架山学校时，正值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武汉被北伐军攻克之时，周维炯等一批中共骨干被派往武汉黄埔军校，亦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事学校”。当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相继也背叛了革命，周维炯即被派回家乡，以教书作掩护，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并在这期间，深入到笔架山，在母校党团积极分子的会议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
已经是一名共青团员的徐德英，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学长周维炯。
周维炯这时已是中共商南特委委员兼少共书记，会上，他声情并茂地给大家介绍了周恩来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区“秋收暴动”。
徐德英听了，激动得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那时，笔架山学校的女学生并不多，在不多的女学生中，能够参加秘密会议的党团积极分子，更是凤毛麟角了。再说，像徐德英这样漂亮的女学生，一直眼睛不眨地、全神贯注地望着周维炯，自然会引起周维炯的格外注意，多看了她几眼，这就更让徐德英激动不已。
周维炯介绍了外面的革命形势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时，徐德英站了起来。她想到周维炯领导的“演剧社”在双河山庙会演过的那个话剧。就问：“当年在庙会上演出的那个话剧，是你编的吗？”
周维炯笑着说：“不完全是，是大家。”
徐德英大胆地提出质疑：“有人说那个戏有伤风化，当然不对，应痛加批驳，但是剧中把穷苦人家的姑娘演的不是跳塘，就是上吊，寻死觅活，她好像不应该那样怯懦。”
周维炯不免意外。他想了想，说：“当时那样处理人物，是为了控诉现实的黑暗。”
徐德英显然并没被说服。她又问：“为什么不能像蒋光慈先生的小说《少年漂泊者》的故事那样，在揭露现实黑暗的同时，为广大青年指出一条奔向光明的路——革命的路呢？”
徐德英一点儿不怯场，接着向周维炯提出了更加坦率的意见：“那个姑娘如果不自寻短路，奋起反抗，不放弃必要的斗争，不是会更好吗？”
周维炯被问得一时语塞。
当然，周维炯是完全可以从戏剧艺术的角度，把自己当时的想法加以说明的，但他望着徐德英认真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得十分开心。
就是这个秘密的党团积极分子会议，让徐德英如愿以偿，见到了自己心中的英雄；也正是这次会议，也让周维炯印象深刻地记住了这个美丽而又敢于直言的进步女青年。
他主动向她伸出了手：“小师妹，你叫什么名字？”
徐德英慌忙站起来。她伸上去两只手，紧紧握住周维炯的一只手，说：“我叫徐德英。”
周维炯这时才回应了徐德英的问题，感慨道：“徐德英同学，你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当然不能放弃斗争，放弃斗争就意味着葬送革命啊！”
周维炯的回答，让徐德英十分满意。觉得对方不仅是个大义凛然之人，还是一个谦谦君子。只是，周维炯当时话中的深意，徐德英并不清楚，此时周维炯在秘密从事的，就是“斗争”。他已经等待很久了，正不动声色地在组织一场势必会震惊中国的又一次武装暴动！
二、一生中的黄金岁月
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没有国民党正规军的驻防，有的只是一些反动民团。这些民团为数不少，相互之间的矛盾却也不少，周维炯觉得在这样的地方起事，极易得手。再说了，三省边区的大别山，山高林密，地势复杂，揭竿而起之后，山高可以御敌，谷深可以藏兵，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武装割据之地。
当然，武装割据，绝非小事，一切计划和行动都只能是秘而不宣的。
首先，周维炯通过曾当过葛县县长的舅舅漆树仁的关系，打入到商南大坤士杨晋阶的民团之中。杨晋阶的民团，有四十多人、十几杆枪，驻守在水陆码头的丁家埠。民团的团丁中除个别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绝大多数还是被迫当兵的农民。平日，团丁们除帮杨晋阶下去催租要捐外，就是闲游浪荡，欺压百姓，根本不搞什么训练。
周维炯担任了这个民团的军事教练后，就完全按照正规部队的军风军纪和军事技术，严格训练。由于他不打不骂，身体力行，耐心执教，大家军训的热情很高，军事素质迅速提升，杨晋阶看在眼里，自是大为赏识。因此，周维炯很快就成为民团中的大红人，再加上他性情刚直，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不久，丁家埠镇上的市民和周边的农民，都同他混得很亲近，称他为“炯爷”。
“炯爷”接着在民团和在周边的市民、农民中，用易于被大伙接受的烧香结拜兄弟的方式，组织起“兄弟会”，很快就发展了十一名中共党员，并秘密成立了党的支部。
民国十八年，即一九二九年，这年春天，商南一带正闹春荒，周维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恰在这时，曾组织过“黄（安）麻（城）起义”的徐子清，和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徐其虚，被派到商南，二人肯定了周维炯的判断，并支持他把五月六日，农历三月二十七，作为武装暴动的日子。
那一天，正是“立夏节”。每逢“立夏节”，山里的人家，有钱没钱，都习惯地要庆贺一下。商南大坤士杨晋阶当然也不例外，那一天又正是轮到周维炯值日，这样，便可以乘着民团的团丁们大吃大喝之际，一举夺枪起义。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那天天刚擦黑，周维炯就吹起了集合哨。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叫田继美的团丁。等到队伍快要解散了，田继美才赶了过来。周维炯很是生气，责问道：“哨子吹了老半天，为什么就听不见？你耽搁了弟兄们吃酒！”田继美不服，叽咕道：“我在解手，哪能听到哨子响。”周维炯忍不住，大为光火，说道：“你还有理了？今晚就罚你站三根香的岗！”
一听田继美被罚站三根香的岗，团丁们无不暗自高兴。哪个团丁爱站岗呢，何况这天又是过节。他们哪里知道，上面发生的这段插曲，其实是周维炯有意导演的“周瑜打黄盖”的一出戏。田继美也是中共党员，这一天晚上的岗哨不仅要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其实，当晚的每一桌酒席上，也都暗中安排上了“自己人”。
当菜碗见底、酒桶已空、一些团丁喝得酩酊大醉之时，埋伏在各处的党员团丁，没费吹灰之力便把团部的枪支尽数缴获。随后，便见周维炯从容地站了出来，鸣枪三声，大声宣布：“弟兄们，不要惊慌，我们是共产党，枪支已全部被我们收缴了！”
就这样，丁家埠民团的四十多名团丁，一个不落地都参加了暴动。
就在那一天夜里，随着丁家埠的三声枪响，丁家埠附近的南溪、李集、牛食贩、斑竹园、吴家店、白沙河、汤家汇、禅堂等处的农民，也都按照事先的安排相继发生了暴动。由于那些地方的民团不堪一击，暴动的农民凭着大刀、梭镖，就让团丁缴了械。
第三天，一九二九年的五月八日，各处暴动的队伍会师斑竹园，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出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
此时的徐德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她已经等不得毕业，就向组织上请求，要去当一名红军战士。可是她那一双小脚，行军打仗不方便，而地方上又确实急需要干部，于是她就被派到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担任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
担任了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的徐德英，整个人就像喝了兴奋剂，每天都处在巨大的亢奋之中。只见她不辞劳苦地走村串户，动员年轻人参加红军、赤卫队，同大姑娘、小媳妇们一道为前线的指战员打草鞋、洗军衣，去慰问并帮助护理伤病员。
就在周维炯带领三十二师转入外线作战时，狡猾的敌人竟突然乘虚而入，那些逃亡在外的大大小小地主老财，在皖西民团头子柯守恒的带领下，组织起“还乡团”及“清乡队”，杀了回来。他们从佛堂坳直到斑竹园，挨家挨户地搜查，凡当过苏维埃的干部或是红军家属，统统关押起来，一般人员须交几十至一百块银元方可保赎，若是中共党员，便格杀勿论。而商城顾敬之的民团，较之柯守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要钱只要人命，仅花园一处，就屠杀了三千多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周维炯的入党介绍人，也是红色作家蒋光慈的革命引路人詹谷堂，也由于叛徒的告密惨遭杀害。
白色恐怖来得十分突然，徐德英得到消息时，因为是小脚，已无法同大家一道转移，只得简单化了装，躲回到老家洪湾去。所以敢回到洪湾，是因为她想自己不满七岁就到叔叔的私塾学校，接着又去了笔架山学校，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洪湾的人一般不会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但她并不知道洪湾比她工作的二区四乡更早地已被敌人占领，她的父母已逃离洪湾。
徐德英从来没有走过夜路，更没摸着黑一个人走过这么远的夜路，当她提心吊胆回到洪湾，回到自己家时，才发现门已上锁，家中无人。
显然，洪湾不能逗留了，必须立刻离开。但离开洪湾又能往哪儿去呢？她全然不知。
当徐德英慌不择路地经过一个邻村时，天就麻花亮了，她正准备从村头穿过，冷不防，竟被站在暗处放哨的民团团丁发现。
团丁拉响了枪栓，一声断喝：“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骤然就冒出两条大汉，把黑糊糊的枪口对准了徐德英，这让徐德英大吃一惊。她毫无防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她的身后，忽然又响起了飞快奔跑的脚步声，和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徐德英下意识地转过身去，这一看，不由得更是一惊。
向她飞快奔跑过来的，居然是金兴江！
怎么会是金兴江？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这个地方，忽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徐德英恍惚如在梦中。她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又认真看了一眼，没错，就是他！
只见这位金家大少爷脸色跑得煞白，跑到两个团丁的枪口前面，不好意思地解释说：“这是我媳妇，我们刚从县城赶回来！”
两个团丁显然认识金兴江，知道他是金家大少爷，听他这样一解释，他们端起的枪，便收了回去。
但是金兴江的解释，却让徐德英大为惊愕。她认为金兴江这是在信口开河。她感到震怒，感到恶心。她想都没想就愤然质问：“谁是你媳妇？别在这胡说八道！”
金兴江却并不介意，反而走过来，强行牵着她的手，更加不好意思地对两个团丁说：“外边兵荒马乱的，我要把她接回来，一路上她都在耍小脾气。”
徐德英见金兴江不仅牵着她的手，还把她往怀里揽，觉得太放肆，伸手给了他一巴掌。
这巴掌把金兴江打傻了。
谁知，两个团丁见了，却乐得哈哈大笑。其中一个说：“打是亲，骂是爱，又疼又爱用脚踹。金大少爷，你小子真有艳福啊！”
就在两个团丁笑得前仰后合的时候，金兴江在徐德英的肩上狠狠掐了一把，样子却十分亲昵地去吻她。吻的是她的耳朵，他轻声地警告道：“你要想活命，就听我的！”
徐德英一个激灵，这才清醒过来。她蓦然发现，面前的这个金兴江变得陌生起来，并非自己想像的那般木讷，居然有胆有识，并且有着足够的机智。她不再恼怒，甚至允许金兴江就那样搂住自己，跟着他朝村子里走去。
直到两个团丁在身后消失了，徐德英才充满感激地看了金兴江一眼。回想刚才的一幕，觉得自己多么傻，又多么愚蠢，如果不是金兴江的脑瓜子转得快，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她十分惊奇地问金兴江：“一大清早，你怎么会在这里？”
金兴江好像又恢复了往日的腼腆与木讷，红着脸望着徐德英，半晌才说：“前两天，我看形势不对，怕你有危险，就打算去通知你躲一躲。半道上却看见你正回洪湾，想上前拦住你，又怕你讨厌我，就偷偷跟在后面……”
徐德英听了，心中一热。她真的想不到，自己最看不起最讨厌的一个人，却对自己这般在意，如此痴情！
不一会，就来到了金兴江的家。来到金兴江家的门前时，徐德英禁不住哑然一笑。她感到自己太可笑。离开洪湾自己的家，却稀里糊涂地摸到金兴江家的村子里来了。
她曾经发过誓，这辈子死也不进金家，可是现在，尽管她打心里依然是一百个不情愿，却还是身不由己地跨进了金兴江家的大门。
徐德英在金兴江的家里一住就是一周。
这一周，她对金兴江家里的情况，终于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其实，金兴江的上几代也都是要啥没啥的“穷光蛋”，到了他父亲这一辈情况才有了改变。父母都是能苦能累的庄稼人，几十年如一日，起早贪黑，勤奋劳作，又省吃省用，相当节俭，就积攒下一点钱，置了三十亩地，雇了两个长工。虽说雇用了长工，父母却照样与长工一道上山下田，而且，对长工也从不低看一眼。按说，家里有个三十亩地，放在淮北大平原，算不得什么，可这儿是山区，一闹苏维埃，金家就被划成了“地主”成分，地自然也被分走了一半。好在当年的一个长工当上了村农会主席，对他家还算照顾，父亲已过世，母亲虽被拉去批斗过几回，基本上还算没吃到什么苦。
这些情况，当然只是金兴江介绍的，徐德英有些不相信，询问道：“这一次，穷户从你家分走的地，你们反攻倒算了没有？”
金兴江慌忙说：“娘的胆子小，这样的事，她哪敢！”想了想，又讨好地说：“其实我父母都是善良厚道人，辛苦了大半辈子，也就这几年日子才过得富裕点。”
徐德英立刻警惕起来，她严肃地告诫金兴江：“你别对我胡思乱想，我们不是一个阶级队伍的人，这点，你可要记清楚！”
说得金兴江勾起了脑袋，不再吱声。
徐德英一周没出门，就住在金家后院的一间厢房里，虽蜗居在厢房里，通过金兴江的暗中打听，外面的情况大体还是了解的。民团头子柯守恒，在家私设公堂，一切最残忍的手段都用在了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身上；商城顾敬之民团更凶残，非但滥杀了三千多革命干部和群众，还杀害了鄂豫皖三省边区最早的共产党人詹谷堂。当然，更让她吃惊的还是，在这次的反攻倒算中，周维炯在河南省民政厅当司法处长的小舅漆树德，竟协同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回到商南，直接参与了对红军家属的迫害，并趁机倒算已经被农会分给了群众的大批财物。
金兴江带回来的有些消息，徐德英很难相信，就问金兴江：“你没搞错吧？周维炯打入丁家埠民团，靠的就是他舅舅。”
金兴江说：“不错。帮他打入杨晋阶民团的，那是当过葛县县长的大舅漆树仁，这是小舅漆树德。”
徐德英依然不相信：“你这么肯定，他小舅就真的干了这种坏事？”
金兴江很委屈，于是作了详细介绍：“曾经分了他家财产的两个红军家属，听说漆树德回来了，曾躲到我们村的一个亲戚家，漆树德知道后，亲自带人找过来，硬是把躲在这的两个红军家属，活活劈死。这事许多人都亲眼看到。”
徐德英不再说话，她感到这个世界太复杂。
受到金兴江母子二人的盛情款待，徐德英不愁吃，不愁喝，而且十分安全，她却仍不免感到度日如年。她隐隐感到一种耻辱，觉得自己是躲在地主的家里在苟且偷生。她差不多是一天天数着日子过的，因此，清楚地记得，这年的九月十二日，周维炯率红三十二师以风卷残云之势杀回商南地区，给柯守恒和顾敬之的民团和以及地主老财的还乡团以致命地打击。据说，正在鄂东征战的周维炯，得知家乡遭到敌人的反扑，牺牲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其中，就有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詹谷堂，他懊恼得只差没吐血。
在干净彻底地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气焰嚣张的反动分子之后，周维炯就在詹谷堂牺牲的南溪，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徐德英也赶到南溪，参加了这次大会。
大会上，受害者家属纷纷上台声讨敌人的滔天罪行，有人也控告了漆树德对红军家属和苏维埃干部疯狂的反攻倒算。
徐德英见有人当众揭露漆树德，心中咯噔一跳。漆树德的罪行，当然应该揭露，但她觉得不该在周维炯主持的大会上，这样当面锣、对面鼓地“敲打”起来。
然而，周维炯并没有回避，说：“共产党的政策，对谁都是一样。别说漆树德是我亲舅，谁要干了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就是老子娘也不行！”
周维炯的公开表态，赢得了全场雷鸣般掌声。
他还说，他对他的这个小舅是非常了解的，在组织上派他去武汉军校学习时，漆树德就百般阻止，说他这是“起浪头”，“图时新”，警告他说，“共产党将是乱国之寇，必须多加小心。”他相信大家对漆树德的揭发，会是有凭有据的。
经过调查，周维炯感到漆树德确属民愤极大，于是会议期间，他就派人把漆树德抓了回来。
抓了回来的漆树德，见到周维炯，居然端出长辈的架子，当着众人面，指着周维炯破口大骂，并上前要打周维炯。
周维炯实在忍无可忍，命令警卫员：“把他绑起来！”
警卫员知道漆树德是周维炯的亲舅，绳子找来了，却不敢动手。
漆树德见没谁敢动手，越发狂妄起来，认为周维炯不过是把他抓来吓唬一下，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便放出话来：“就凭你们几个毛猴子兵，几支破枪，就想造反？实不相瞒，我已写信到开封，不出十天，就会有大队人马来围剿你们。你们现在反悔，向国军投诚，还来得及，有我九爷（他排行老九）给你们担保。”
周维炯一听，怒火中烧。马上应道：“你居然还想着搬救兵来围剿红军，与人民为敌到底，好啊，好！我们等着，他们不来，我们还要去找他们呢！”
说罢，他抓过警卫员手中的绳子，自己动手将漆树德捆了起来。
这时候，漆树德的老婆，带着三十多位族亲，还挑了一挑子银元地契，赶来保释漆树德。
周维炯对送来的银元和地契，照单全收，但道理也摆在明处。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共产党也不是不讲人情世故；但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小舅他勾结反动民团头子柯守恒和顾敬之，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还写信到开封去搬国民党军队企图围剿红军，实属罪不可恕，理应得到人民的惩罚！”
漆树德老婆哭得鼻子一把眼泪一把，“好外甥”、“亲外甥”地向周维炯说情，说只要饶了漆树德这一次，放他回去，愿全家财产都充公。
周维炯哪管面前的这个舅母如何哭喊，为平民愤，仍命警卫员把漆树德押到了大会上。然后，予以处决。
漆树德被处决后，周维炯的母亲也赶到了南溪，她虽然知道自己的这个弟弟一向不喜欢她，常骂她是贱骨头，不该嫁到穷鬼周家，但毕竟是姐弟骨肉至亲，听说漆树德已经被周维炯处决，就老泪纵横，瘫倒在周维炯的跟前，说：“孩子，你革命，也不能不讲一点仁义啊！你这样绝情，叫我往后怎么去见娘家人？”
周维炯说：“娘，小舅和我们不是有什么私仇，他是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不杀他，我还怎么革命？”
母亲伤心地望着周维炯问：“儿啊，你参加革命，除了革命，就啥都不要了？”
周维炯觉得一时半会给娘解释不清，便干脆说道：“除了革命，儿可以啥都不要！”
“娘也不要了？”
周维炯忙上前扶起母亲，说：“你又没干啥坏事，你的养育之恩儿怎敢忘记？”
母亲怔怔地，又问：“她，你是不是也不要了？”
周维炯知道母亲说到的“她”，是他的表姐，那是他的未婚妻；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两小无猜，过去一直在热恋着。他说：“娘，革命成功了，我们就成亲；你就别再操这份心！”
母亲依然忧心忡忡流着泪说：“你千万不要光顾着眼前，日子长着呢，可要小心啊！听说好多人出大钱要买你人头，我在家提心吊胆，天天都替你祷告几次呀！”
周维炯说：“娘，不怕，你不是也看见了，群众都向着我们嘛！”
在南溪召开的群众大会，开了整整三天。周维炯的大义灭亲感动了成千上万人，会议期间大批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红三十二师得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大发展。
会后，徐德英重又回到了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政府，仍干她的妇联会主席和团委书记。到了这年的十月，周维炯获得一个情报：商城县的民团和顾敬之的民团因征收捐税，分赃不均，正混战于商城的北乡，县城里只有警卫队和红枪会的二三百人留守，此乃天赐良机，于是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智取商城！”
周维炯首先在师部的手枪队挑选出十六名精明强干的指战员，化装成卖油条的商人和卖菜的农民，趁着天亮前混进城去，控制住四个城门的岗楼。然后，将全师隐蔽靠近，一旦岗楼被端掉，便全线发动总攻，给守敌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红三十二师成立以来，第一次攻打县城，周维炯知道，此役只能胜，不能败，所以行动之前，他在部队进行了一次总动员，还组织起部分区乡的赤卫队予以配合。
徐德英听了传达后，兴奋得一夜没睡，主动请缨，并亲自带领二区四乡参战的青年赤卫队员，赶赴指定地点待命。
由于事先对城里敌人的分布和防御情况了如指掌，战前又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因此，四个城门的岗楼如期得手，随着一声激越的冲锋号骤然响起，埋伏在各处的红军和赤卫队员，就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向城里猛扑过去。这时，敌人刚刚起床，遭此突袭，乱作一团。周维炯则带人直取县衙，和敌警卫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手持双枪，左右开弓，弹无虚发，敌人招架不住，纷纷缴械投降。徐德英也带着她的青年赤卫队员，协同红军，冲入了敌人红枪会的队部。
没用一个时辰，红旗便插在了商城县政府的楼顶上。
商城解放了，商城县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就在庆祝商城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的庆祝大会上，徐德英第一次听到了后来被广为流传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
鲜红的旗帜竖起来。
张灯又结彩，
张灯又结彩，
光辉灿烂现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
亲爱的农友们，
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
热烈而又悠扬的歌声，赢来了阵阵掌声，徐德英竟被这支歌感动得热泪盈眶，跟着使劲地鼓掌。她想不到歌声居然可以像箭一样，像朝霞一样，像春风一样，让人心动，让人陶醉，让人提神长劲。
她一阵阵发愣。所以发愣，是因为她对这支曲子并不陌生。她知道这曲子原是来自大别山的一首情歌。这首情歌原先的歌词她太熟悉了，大家就叫它《小小鲤鱼》——
小小鲤鱼是红腮，
上江游到下江来，
头摇尾巴摆，
头摇尾巴摆，
小小金钩将你钓起来，
不为冤家不钓你起来！
谁曾想，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情歌，在这里变成了一首革命歌曲；男女情爱原本同革命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只是改动了一下歌词，就把对爱情热烈的倾诉，变成了对革命理想的热情赞颂。
当然，徐德英不知道，这支革命歌曲不久就由大别山传到了中央苏区的井冈山，后来随着红四方面军西撤入川，又把它带到“天府之国”，最后带到了延安。其实，延安黄土高原上的那个李有源，同样是把流传在陕北的情歌《跑白马》改编成了一度风靡全国的《东方红》。
徐德英从县城回到二区四乡，在二区苏维埃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她带领四乡的文艺宣传队，在大会上表演了一个引起不小轰动的节目。那节目是一个大合唱，合唱了一首革命歌曲。歌词就是徐德英亲自操笔的，她将流传在家乡的一首情歌重新填词。
原词是——
郎在田里薅黄秧，
姐在塘边捶衣裳，
郎薅三下望着姐，
姐捶三下望着郎，
望着郎，
棒槌打在石头上！
徐德英将它改写成了一首颂扬周维炯的革命歌曲——
工农士兵齐暴动，
大别山上太阳红，
五月六日立夏节，
武装起义成了功，
成了功，
不忘英雄周维炯！
这首歌不仅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还很快传到了周维炯的耳朵里。周维炯听说歌词是商城二区四乡苏维埃一个女干部编写的，说这女干部才年方十五，十五岁就担任了妇联主席、团委书记，很了不起，是个人才，就想见一见。
周维炯想见一见“女主席”的消息，传到徐德英这儿，她激动得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这天，她鼓起勇气，骑上一匹大白马，径直去了红三十二师师部。
当梳着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身着蓝底白花对襟褂和阴丹士林长裤的徐德英，突然站在周维炯的面前时，他竟被眼前如花美貌的徐德英，惊得一个愣怔。他好奇地问：“小姑娘，你找谁？”
徐德英面对自己心中的偶像，本来还有些心慌气短，听对方这么一问，不免感到几分委屈：“怎么，当了师长，就不认识我了？”
周维炯很是诧异：“我们见过面？”
徐德英毕竟已经做了将近一年的群众工作，与各色人等打过不知多少回交道，算是见过世面了。她口齿伶俐地说：“当然。你再想想，过去你是不是去过笔架山学校？”
周维炯猛然想起来了。想起了那个目不转睛听他说话的女学生，想起了那个给他编写的话剧直陈意见的漂亮的师妹来。马上问道：“你是徐德英？”
其实，他们也只是那次的一面之交，周维炯竟然记住了自己的名字，这让徐德英很是兴奋，兴奋得脸上飞起了红云。周维炯见了，倒变得不自然起来，连忙解释：“你当时指出不该放弃必要斗争的意见，我印象很深，所以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说着，为徐德英倒了一杯水，示意她坐下，问道：“今天你找我有事？”
徐德英一听，立即反问：“听说你要见见我，你找我有事吗？”
徐德英这一问，又把周维炯问住了。但他很快意识到，这位小师妹就是商城二区四乡的妇联会主席、团委书记，便笑着问：“《不忘英雄周维炯》的歌子，是你编的？”
“是呀，不好吗？”
周维炯收起了笑容，说：“不好，很不好。”
“为什么？”这让徐德英感到意外。
周维炯沉吟了一会，严肃地说：“我就是一块铁，也打不了几根钉。‘武装起义成了功’，那是大家的功劳，你这么一宣传，不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吗？没有商南特委书记徐子清的支持，没有党代表徐其虚以及那么多干部战士的奋不顾身，敢打敢拼，我一个人就能成事？”
徐德英想想，周维炯说得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她并没被完全说服。红着脸问：“就为这事，你要见我？”
周维炯于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红三十二师现在发展壮大了，有的是枪杆子，就缺笔杆子。作为一支战斗部队，首要的当然是打仗，要能打硬仗，打胜仗，但宣传工作一样的重要啊！你如果愿意，可以到我们师部来搞宣传。”
徐德英做梦都想成为红军战士，她一下站了起来，双脚并拢，向周维炯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同时大声喊道：“报告师长，红军宣传员徐德英现在前来报到！”
周维炯被逗得哈哈大笑。不过他却严肃地提醒：“欢迎你的到来。但今后不准再宣传个人，这应该成为一项宣传纪律！”
徐德英的两腿再一次并拢，响亮地回答：“是！”想到自己在地方的工作，于是问：“那，我在二区四乡的工作怎么办？”
周维炯说：“地方政府，我会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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